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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安商帮史话(之一)五架小车闯关东

时间:2019-06-28 05:52    作者: 狗万   浏览:

  这让我想起共和国一位开国元帅的诗句: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是呀!创业之路有多么艰难,没有创业的亲身经历又如何能够懂得?

  这也让我想起历史上另外一群创业者,他们的名字叫:武安商帮。几百年前,他们推着一辆辆载满药材的小车,加入“闯关东”的队伍,从太行山向白山黑水进发,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,竟然一度垄断东北的药业,赚取了数不尽的真金白银,还为武安人挣下一个说不清是褒是贬的称呼:药鬼子。

  武安属于山区县份,境内多山,西北、西南、北部岗峦起伏,太行山余脉纵横绵延,山地和丘陵占到县域面积的三分之二,农业生产条件一般。

  “糠菜半年粮”,在其他地方或许是偶然,在武安则是一种生活常态。吃糠吃久了,或许也会“上瘾”?“三顿不吃糠,心里就发慌”的谚语曾广为流传。想一想,其实并不荒唐:吃糠咽菜长大的人,对奢华的日子总有一种虚幻感,觉得它难以持续,内心里有几分恐惧也未可知!

  进入清朝以后,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,使得武安的人口持续快速增加。据史料记载,乾隆元年(1736年),人口为12万,至民国17年(1928年),人口已为36.5万。将近200年间,人口增加了两倍,人均耕地由8.47亩下降为2.78亩。耕地减少,土地瘠薄,十年九旱,在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环境中,武安人民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!

  也许是“穷则思变”吧,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,至少从明朝中叶开始,他们便走出家门,经商谋生。开头,在县内以及附近地区流动经营或者开设店铺,而后渐渐走出县门,进入府城、省城,向黄河中下游、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扩展。编纂于明朝中期的《彰德府志》(武安在明清两代归属河南省彰德府管辖),郑重其事地留

  下了一句记述:武安最多商贾,厢坊村墟罔不居货。这些商贾们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,经营项目涉及药材、绸布、张罗、补锅、荆编及烧砖、烧盆等,后逐渐形成了主营药材与绸缎的格局。从这一点上,应该肯定地说,武安虽然地处太行山区,但武安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封闭保守。

  很明显,武安人从务农转向经商,多数人不是从土地收入获取了足够的商业资本而进行产业转移,而是因为有限的土地收入无法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另寻生路。——他们在经商之初,手中的本钱少得可怜,甚至两手空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简直是在做“空手套白狼”的白日梦。

  而挺进关东,则更是一次战略转移。民国版《武安县志》记载:“乾隆中,民殷国富,到处升平。内地商业,

  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。遂有聪明人士,思向关外发展,以浚利源。时龙泉武公者,首创临泰于奉天,经营药材,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。”

  这种描述与我们当前部分企业面临的形势有某些相似:供过于求,产能过剩,竞争激烈甚至惨烈。

  怎么办?龙泉村的武家五弟兄(龙泉武公)选择离开“孩子老婆热炕头”,到别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开辟新的天地,于是有了一个壮举:“五架小车下关东”。——其实山东人当年“闯关东”也是如此,山东人口中的“死逼梁山下关东”,说的是同一道理:都是“逼”出来的!

  想看吧,到远方去,那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,简直无异于以身家性命为赌注来一场豪赌,以致不能不做诀别桑梓、客死他乡的精神准备。龙泉武氏兄弟五人下关东之远征,近于无奈之下的背水一战了。他们每人推着一架小车,尝试着从祁州往沈阳贩运药材。从武安到祁州再到沈阳1000多公里的路途,他们是推着独轮车一步步用脚板走出来的。

  从武氏五兄弟,到后来两万药商下关东,是一部及其壮烈的创业史。讲到先辈们闯关东的经历,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细节:他们上路时,家人们需给他们预备两样东西,一是干粮,二是布鞋。干粮不用说了,为什么总要身背那么多布鞋上路呢?因为路途遥远。在途中,穿烂一双鞋子再换上一双,接着走。没有五六双鞋七八双鞋,走不到目的地。即使到后来关内关外通了火车,交通相对便利,但“下关东”仍然是充满艰辛的征程,商人们需要忍受的,不仅仅是长途跋涉之苦。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,东北又是一个冰雪世界。他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,途中,山高水险,荆棘丛生,野兽出没,劫匪遍地。目标地,林海雪原,人生地疏,背井离乡,天涯孤旅。他们需要胆量,需要心计,需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。他们披荆斩棘,筚路蓝缕,终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,揭开了武安商史新的一页。

  武安商人的脚步不止于关东,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、青海、新疆都有他们的身影。商路艰难,吉凶难测,他们一走就是几千里,一趟就是几个月、好几年,这确实是对人的意志和耐力的极大考验。事实上,壮志未酬、客死他乡的武安商人也不在少数。即便如此,他们仍然义无反顾,前仆后继,继续坚定不移地“闯天下”,道路愈走愈宽,天地愈来愈广阔。

  的历史成因,有专家注意到武安在战国时代属赵国,赵国行商之风浓于列国,曾经出现过吕不韦、郭纵、卓氏等一批大商人。历史前推,赵地主要区域在山西,因此武安的文化脉系实与晋文化血肉相连。至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,大量自称来自山西洪洞老槐树下的先民在武安定居,使武安和晋文化的传承关系更为直接。或许可以说,武安人和山西人一样,骨子里早就深深植下经商的基因,具有由来已久的商业传统和卓越的经商才华。但更重要的,显然还是他们迫于生存压力,而逼出的决心,逼出的志向乃至智慧。

 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,武安商帮一直坚持着一套相对封闭的员工管理制度。员工一律不准带家属,无论大掌柜还是小学徒,一律“三年一住家”,三年时间里过着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生活,店规极其严格,坐卧起立,言谈举止,接人待物,里里外外,无不有着严格的规范。许多商家在《万金账》上即定有禁令:不许抽烟,不许赌博,更不许出入妓院,店员离店办事,必须两人以上结伴同行,以便相互监督。店中所有人员,若违犯店规,“立马出号”永不再用。这一套近于严酷的制度,一方面是为了保守行业机密,另一方面为了排除杂念和干扰,凝神聚力做生意。半军事化的管理,使得这些男人过着与僧侣近似的禁欲生活,其境况,岂一个“苦”字了得。

  时代变了,但市场竞争依然激烈,其艰难和凶险依旧很多。偶遇打算投身商场创业的青年朋友,我便想同他们聊聊武安商帮的故事,并借此提醒一句:走创业的路,你们的鞋准备足够了吗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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