狗万

您当前的位置:狗万 > 企业荣誉 >

杨朔“闯关东”的岁月

时间:2019-05-05 03:19    作者: 狗万   浏览:

  1961年4月29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作家杨朔的散文《樱花雨》,习惯每天读报的在看完之后,随即提笔在标题旁边批示:“阅,好文章。阅后退毛。”这条批示很快传到中央文艺领导机构上下部门。一时间,《红旗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等大报名刊,连续发表评论杨朔的文章,学校教科书也开始收录杨朔的散文。杨朔的《蓬莱仙境》《海市》《泰山极顶》《荔枝蜜》《茶花赋》《 雪浪花》等作品脍炙人口,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“十七年”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。

  一般人都知道杨朔在延安、华北和解放后的经历,而对他早年从老家山东到哈尔滨“闯关东”的经历了解甚少。在哈尔滨期间,我和杨朔曾有一段亲密的交往,当时他的名字叫杨莹叔,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他开始接近党内同志,走上了新文学创作道路。

  我和杨朔在哈尔滨最初结识,要感谢大学教授李仲子。他是中东铁路局的秘书,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兼职教书,杨朔是他的学生。

  当时我在哈尔滨《东三省商报》当编辑,《东三省商报》是对开4版的日报,其中有一个版面是副刊。原来没有刊名,我负责编辑后起了一个刊名叫“原野”,意思是万木争春,百花齐放。

  由于我将副刊原来连载李教授的文言体《诗话》停载了(原因是这类稿件读者面太小),1932年4月的一天,我在编辑部接到李教授的质问电话,随后他的一个学生来和我面谈。

  这个学生有20岁左右的样子,白净净的长脸,明亮的眼睛,宽宽的肩膀,细高的身材,头戴一顶台湾草草帽,上身穿件白绸子长衫,下身穿条散腿裤,脚上一双皮鞋又黑又亮。看他的外貌,像是一位阔人家的公子哥。

  我当时26岁,不习惯见面与人握手,就请他坐在木椅上。我所在的编辑室面积不大,是用砖墙隔成的房间,室内只有一个写字台、两把椅子和一张大木床。他一边看着我,一边扫视着屋内。

  我问他:“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,贵姓,台甫怎么称呼?”“我叫杨莹叔,您不认识我,我在道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见过您几次,前任陈编辑也对我讲过您。”他谈起话来很洒脱,带着山东口音。

  他毕业于烟台惠文中学,1927年随舅舅来到哈尔滨,在英商太古洋行当办事员。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学校学英语,每周去3个晚上。后来又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夜校,选修古典文学。李仲子教语文课,因都爱写文章于是他们彼此熟稔起来。

  这次李教授让他来,是希望副刊能把连载的《诗话》继续刊载完。我很理解他的心情,于是把报社的实际情况告诉他:“商报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支出。读者大多是经商的,极少数是机关和学校的人。多数读者对文言文和诗话不感兴趣,副刊主要是些通俗的文章,才适合大多数读者口味。我原来也给这个副刊写稿,都是用白话文。”

  他听后说:“以前我来过几次,陈编辑没有对我讲过这些,我对商报的经营和读者情况都不了解,只注意稿件发表的情况,李教授对这些更是不了解。回去后我会将您的意思如实转告给他。”

  我见他很善解人意,就把李教授的一些文稿找出来让他带回。这些稿子我都认真看过,确实言简意赅,字斟句酌。凡读过四书五经、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,一定都喜欢看。当时,能看懂这样文章的读者实在太少。

  当时,把稿子交给他我也于心不忍,就对他说:“今后,李教授多写些白话文的稿子,副刊还是很需要的。你也可以写一些啊!”他客气地站起身,双手接过稿子,很慎重地卷成一卷向我告辞,我一直将他送到编辑室外的楼梯口。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,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  过了几天,杨朔送来李仲子用白话文写的一篇悼念他女儿的文章。他女儿自由恋爱,后被抛弃,失恋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,忧郁成疾而亡。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,将一位痛失爱女的父亲的哀苦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因此,在“原野”副刊上发表后,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给作者写来的慰问信。

  杨朔在他休假的日子常来报社,我们除了交谈文章,还常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,到公园散步,到松花江去划船、游泳。我们下小饭馆,吃得很简单。他爱吃煎饼、小米粥、白菜、豆腐。 那天,他边吃边对我说:“在我没有找到工作时常吃不饱,心里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,还能吃几顿饭。有了职业后,虽然钱多了,但总难忘记过去的日子。”

  我对他讲起刚来哈尔滨时和萧军住在小客栈,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他听后很感慨地说: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!”他虽然这样说,但我对他平时身上的草帽、革履、绸衫、绸裤这副穿戴大惑不解,便说:“我们在这样的饭馆吃几次了,你看这里的人都是满身褴褛的平民,只有你穿戴像个阔人。”

  他苦笑着说:“这也是我的苦衷。我在洋行里工作,一般人都穿西装,讲外语。我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和尊严,不穿西装只穿这身服装,让他们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!”

  我对他的民族气节从心里尊重。有一天,我和他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,当向杯里放白方块砂糖时,我问他这是不是太古洋行的商品,他说:“是的,但不是英国产的。是英国殖民地的产品,由英商贩运来的。我在洋行里工作,许多人认为我是给外国人办事,其实我是在谋生。”

  在我们离开咖啡馆后,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看看。他的住处是在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,一个有三间瓦房的小院子里。中间是厨房,两边是卧室,他住在东边的一间,对面的一间是他的带家眷的同事住的。杨朔的房间比我住的编辑室大,室内有一张铁床、一个写字台、两把椅子,墙角有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橱。墙上有两张地图,一张是世界地图,一张是中国地图。在他的书橱里,有中文书,也有外文书。我注意看到中文线装书有《李太白全集》《杜诗镜诠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古文释义》,还有《柳河东集》《白香山集》等。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《春水》、庐隐的《海滨故人》和鲁迅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等,还有一些英文书和日文书。

  他说,这些书多半是李教授借给他或送给他的,只有几本是自己买的。他还说想学日语,我刚好在日本人办的专科学校学过日语,便说:“这样好吧,我教你日语,你教我英语。”由此,我俩开始在学习外语上互为师生。

  1932年秋,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。一夜之间,哈尔滨沿江的堤坝被漫,道里和道外低洼的地方都被水淹没,很多人在水中挣扎、求救,大片的房屋倒塌、淹没。部分受灾难民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。

  我所在的《东三省商报》报社的大楼,被水淹了半截,报纸被迫停刊,人员都搬到道里。我搬到离杨朔住处不远的二道街德商西门子经理的家里,此后与他更加经常往来。

  过了几天,报社租了房子和印刷厂,出了一份晚报。但晚报没有副刊,为报道水灾的情况,开了一个专栏,叫“水国见闻”。我和杨朔到道外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过,回来后,他写了一篇《水国吟》,我发表在副刊上。后来,我俩又一起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难民聚集的地方采访,由他执笔写了一篇散文,我发表在当时党地下发行的报纸《工人事业》上,散发给难民看,许多人看后都感动得留下眼泪。

  在洪水退去后,报社的人员都搬回来照常上班。有一天,党内的同志金伯阳从沈阳回来,把一个箱子寄存到我的住处。当他把箱子搬上楼时,我和杨朔正在屋里谈话。

  杨朔走后,金伯阳警惕地问我:“他是怎样的一个人?”我说:“他就是在《工人事业》报上写过难民痛苦生活的那位青年人。”伯阳这才放了心。这次,伯阳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: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进入苏区,满洲省委由沈阳搬到哈尔滨,共产国际在海参崴成立了一个太平洋秘书处,直接指导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革命运动。最近满洲省委要在哈尔滨开一个会,有的同志要到这里住宿。

  金伯阳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介绍认识的,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。 他对我很信任,临走时让我保管好箱子,并建议说对杨朔要注意培养,多一个同志多一份力量。我感到他第一次见到杨朔就有信任感,心里非常高兴。但当时的情况,我是不能对杨朔讲出来的。

  过了几个月,我离开商报到《国际协报》去当副刊编辑,搬到道里一家波兰人开设的名叫瓦尔沙瓦的小旅馆住,杨朔和我也常见面。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到这个小旅馆聚会,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吴健(化名老吴)住在我的对面屋,他教我唱《国际歌》,杨朔也和我一起学会了这首歌曲。记得那年在一场大雪之后,我和杨朔到松花江边看雪景,我们对着白茫茫的大地,高声唱起这首歌,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。唱完后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……

  1933年春天,金伯阳和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,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,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。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,就像兄弟一般。杨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,感到很羡慕。他对我说:“在我的周围,见不到这样的人。”

  金伯阳是大连人,那时的公开姓名叫杨扑夫。在哈尔滨有一位党内的河南人,身材魁梧,也姓杨。为了将两人区别,称伯阳为北杨,称另一位为南杨。南杨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杨靖宇,当时在哈尔滨是党内的负责人。这些同志杨朔都见过,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。

  有一天早上,伯阳到国际协报社找我。他说给我介绍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,教我学习革命理论,到公园去接头。我跟着伯阳来到离报社不远的公园,在喷水池旁的一棵树下的长椅上,坐着一位看样子年纪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子,身穿西式长衫,脚穿一双高跟皮鞋。她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手提包,对着里面的镜子,正在用手抿着鬓发。见我们来到跟前,立即合上小提包站了起来。她的身材不高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伯阳对我说“这是李大姐”,对她说“这是林编辑”。当时,我的笔名是林郎。坐下后,她见我比她长得高大,就问道:“咱俩谁年龄大?”我说:“我27岁。”她听后笑了说:“我刚好比你大一岁,还称得上你大姐。”

  听她的口音是四川味,我刚想说话,伯阳见林荫道上走过来一个人,就机警地站起来说:“我们走着谈吧。”来的人是杨朔,伯阳便和她走开了。杨朔意外地见到我,小声地告诉说:“公园里有人散发抗日传单,那边来了很多日本人和警察。”我看他的神色有些紧张,便和他一起离开公园。那天,伯阳介绍的李大姐化名李洁,原名叫李一超,四川人,她就是日后牺牲的女英雄赵一曼。

  过了几天,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,我到杨朔的住处。他给我看了一幅金剑啸画的《松江风雪图》,是他在画展上买的。他对这幅画很欣赏,画面上是风雪满天的松花江,有一个系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扬鞭打马,奔驰向前。他当时对金剑啸不太熟悉,其实金剑啸也是党内同志,从上海来到哈尔滨,从事抗日宣传。杨朔仅知道金剑啸是位艺术家,画画、写诗,我不便告诉党内情况,只是说我们关系很好。

  1933年,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,这在哈尔滨是第一次,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,因此社会震动很大。杨朔急着要去看看,当我们赶到时罢工结束了。杨朔说:“中国人不怕日本人,这是一次反抗斗争。”我心里想,这一定是党内同志领导的,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。我和杨朔来到瓦尔沙瓦小旅社,听主人说老吴和金伯阳在头一天就搬走了,心里才踏实了。

  当时,哈尔滨当局禁止报道工人罢工的消息,后来,我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《共产国际》杂志上,看到了有关这次罢工的文章。

  这年夏天,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,杨朔兴致勃勃来到报社邀我到太阳岛游泳。我们来到江边租了一条船,当我们离开江边不远时,忽然刮起一阵大风。江面上波涛翻滚,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颠簸,我担心小船会被浪颠翻,十分惊慌,但杨朔非常镇定自若,我便也不再担心,两手紧紧把着船边随船起伏。不多时风平浪静了,小船也平稳了。

  我们很快穿过江面,来到江中的太阳岛上。寄存了划船后,来到一家更衣室里,换上自带的浴衣,就跳进太阳岛畔的大江游起泳来。

  然而,一波刚平,一波又起。当我们游到江心时,从下游驶来一艘鸣响着刺耳汽笛的日军巡逻船。平静的江面立时被冲起波浪,许多划船和游泳的人,急急忙忙躲向江岸。有的人站在小船上,有的人立在水边上,有的人上了岸惊奇地张望。这时我用力地向岸边游,杨朔却若无其事地仍在江心游着。在巡逻艇要经过他身边时,他竟在艇前不到20米的地方横游过来,我真为他担心。在他游到我身边时,我忍不住说:“你太冒险了!这些日本人会向你开枪的。”他不以为然地说:“他不敢!”

  我们游到岸边水浅的地方,走上了太阳岛。杨朔俯卧在岛上的沙滩上,我坐在他的身边谈论着刚才的事。正谈着,一些在沙滩上穿着浴衣的男男女女、大人小孩儿,忽然发出惊吓的喊声。我们循喊声望去,只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军的巡逻兵骑着马奔驰而来。人们在急忙躲闪,沙土在马蹄下飞扬,日本兵在马背上狞笑。我和杨朔没有移动,这支马队竟然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,马蹄溅起的沙土落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日本巡逻队走远时,很多中国人骂起来,有的怒目而视。

  事后,我和杨朔在太阳岛上散步。谈到未来,他对我说:“一想自己独身在外,前途未卜,尤其是国难当头,心情就十分沉重。我很爱古代的诗文,常常陶醉其中。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很苦恼,有时心中的恨像是一团燃烧的火,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愤。”

  和杨朔相识有一年多了,我从没见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怀。我对他说:“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祖国和民族,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。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,不甘当亡国奴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,我有几位朋友很有志向,常在一起交往,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。”

  哈尔滨的秋天比长春、沈阳似乎都来得早,气温降得也快。有一天我和杨朔在一起,金伯阳来找我。杨朔知道我们有事就先走了。

  金伯阳是从乡下刚回来,他给我讲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些情况,并说要留在市内住些时间,让我帮他找件事做,好掩护身份。我突然想起杨朔跟我学日语,伯阳从小就学过日语,就让他接替我教杨朔日语,当家庭教师。对这主意,伯阳开始觉得不太适当,但一时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答应了。

  当天晚上,我去找杨朔谈了这事,他很高兴说:“我看他和你交往很深,这人很豪爽、热情,我愿意跟他学日语,也愿意和他交个朋友。”从这以后,杨朔不仅和伯阳在学习上成了朋友,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。

  这年的10月,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送我到苏联去学习。因为是党内的秘密行动,我没有向报社辞职,也没有向朋友告别。当时只是通知我的人和带我过边境的交通员,知道我的去向和离开时间。在我突然走后,哈尔滨的朋友和认识我的人,有的认为我被捕失踪了,有的认为我下乡参加抗日游击队去了。

  1935年秋,我秘密回到哈尔滨。当时,我的朋友萧军、萧红、舒群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,都先后离开了哈尔滨,去了青岛。回来后,我先见到了过去常在报纸上发表俄文翻译作品的金人,他告诉我杨朔还在洋行工作,并住在原处。一天夜里,我突然来到杨朔的住处,他见到我惊呆了,马上把我紧紧地抱住,热泪盈眶地说:“真没有想到你还能活着,我把祭文和追悼文章都写过了!”

 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,回来时组织分配我到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当一名侦察员,主要在东三省地区工作,为了安全,不准暴露身份和任何活动内容。杨朔一再问我到哪去了,回来要干啥,我都没肯说实话。现在回想起来,心里很是内疚和难过。

  那天晚上,我和杨朔彻夜未眠。他说金伯阳教日语很认真很好,讲了很多反满抗日的道理,也讲了他在大连的往事,后来金伯阳离开哈尔滨到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,再也没有回来。

  第二天天没亮,我就和杨朔告别。我说有件急事要到长春去办,他可能猜想到我的身份和活动,就很认真地告诉我,有急事可以到长春大同日报社找他的弟弟杨毓玑,并告诉了我他另一位朋友孙梅陵的地址,我心里非常感动。

  怎么也没曾想到,这次我和杨朔的分别,竟是人生的诀别!1936年春,我离开了东北到了新疆,待我40多年后再寻访杨朔时,他已在“”中被迫害身亡。我在悲恸中思念杨朔,心中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尚何言哉!



相关阅读:狗万

上一篇:龙江剧《鲜儿》取材闯关东 打造爱国黑土戏

下一篇:蹲点故事老一代闯关东 新时代闯中东

 v